曾经，我非常讨厌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因为当我为了我们的权益而呐喊的时候，他们却在一旁冷眼，乃至嘲讽。
我有时觉得，我为什么要为他们去奋斗？难道我自己不能选择一种“现世安稳”的“岁月静好”么？
是的，在面对越来越束缚自己的桎梏，我果断地选择了沉默。
因为我知道，我既吵不醒那些“假睡”的人们，也引不起“大人们”的注意。
而随着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，愿意在舆论场上发言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而面对这些越来越嘈杂的声音，有时我会觉得这些“自以为是的大多数”比“沉默的大多数”更讨厌。
我大概算是最早知道高彦同学自杀新闻的那批人，但我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批评或指责谁，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社会体制内，他既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只是我看到他年轻的相貌时，还是在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叹息。一朵原本应该怒放的玫瑰却夭折在他最美好的年华里。
但我以为我对这件事的印象也就如此的时候，腾讯网忽然刊出了一篇《调查组山艺开展调查，高彦事件或水落石出，老师不喜同性恋有错么？》的报道则是彻底激怒了我。
尽管该文的作者试图让自己以一种“中立”和“客观”的角度来呈现整个事件，但是字里行间那种对同性恋的歧视和鄙夷却丝毫掩盖不住。
他认为既然同性恋者选择了出柜，就应该要承受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哪怕是来自社会、学校或个人的歧视与霸凌。
乍一听，这话似乎没错。就好像你选择了一条路，那么跪着走也要走到最后。
可问题在于，出柜所造成的后果是“客观”还是“主观”所造成的呢？
比如，鉴于目前的医学和生物技术，出柜的同性恋者可能无法通过正常生育手段获得自己的后代。那么这个后果的确应该由同性恋者来承担。
可如果因为收养者是同性恋者而拒绝他们去收养、领养孩子，那这就不是正常的“后果”，不应该由同性恋者来承担。
特别是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和仇恨，为什么要同性恋者去承担？这是社会的问题！这是司法的问题！
是的，我从某个角度也很讨厌“霸凌”这个词语，因为它过分削弱了“仇恨”这个词语所带来的冲击力。可事实上呢？“霸凌”难道不就是“仇恨”么？
只是为了观感上的“和谐感”，所以我们有意思地将“仇恨”给隐藏起来，而用了一个相对柔和的“霸凌”去形容这一切。
我觉得，这是对那些因为仇恨而受伤乃至逝去的同性恋者的不尊重。他们死于仇恨，而不是霸凌。
文章的最后，该文的作者还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辩护：
男同我不歧视，但是我肯定不会觉得这事儿是对的，实际上我估计老师不给男同好脸色才是正常的举动，如果老师也倡导同性之间的恋爱，那高校才真的乱了。有人说现在我们关心的是老师的师德，而不是高彦的性取向。到底谁的话正确呢？我有点迷茫，您支持老师应该包容高彦的性取向么？
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自己“不歧视”，但是从他认为这件事是不正确的那刻开始他就在歧视同性恋。性取向从来就没有“对”与“错”的区别，有的只是人内心是否歧视的区别。而且他还继续引申出老师要“讨厌”同性恋才是正确的，毕竟如果高校老师要是倡导了，高校才真的乱了。这段看似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，仔细一品却是在狡辩。他不仅在定义“认为是错的”不是“歧视”，甚至还要定义“讨厌”也不是“歧视”。
首先，我必须承认一点，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。而喜欢或不喜欢同性恋，那都是个人的自由。
其次，自由是有边界的。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。
因此，你在家里或私人环境里大可以辱骂、抨击同性恋者，因为你没有侵犯到他人的自由。但如果在公共场合呢？抱歉，你侵犯到了同性恋者和那些支持同性恋者的自由了。
身为老师，你可以基于你个人的理由而讨厌同性恋，但你必须保证你不会在校园里表现出来。
最后，如果同性恋是可以被倡导的，那么它同样也应该是可以被纠正的。抱歉，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同性恋是不可被纠正的，所以它同样无法被倡导出来。
我希望这些名字能够被记住，尽管他们对于历史这种宏大叙事来说是“渺小”的。但是，他们始终是我们走向那个光明未来路上的殉道者。
记得一食纪在他最后的遗嘱视频里公开出柜了，但遗憾的是，绝大部分媒体在转载的时候都下意识地抹去了那句“我是GAY”。
惟愿某一日，我们都可以坦然说出我们的性取向，就像说出我们的名字那般轻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