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许，我会想到这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年份。
即便我出生在5月，这应该是初夏开始的月份。但是气温却还是会时不时地提醒你，冬天的尾巴似乎还没有离开。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个5月，我的38岁生日是没有春天的。
这是一个悲观主义在弥漫的时代，是的，我使用了“时代”这个词语。
因为从2019年开始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
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的生活还会改变。而且，并不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。
我常常自嘲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。但是，我现在却不得不承认我也开始有了抑郁情绪。
如果我不去思考太多的东西，选择盲从或视而不见的话，我想我会快乐许多。
但是，我做不到。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思考。
况且面对这个社会，你很难不去思考一些什么。
在我的大学时代，我们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，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开明和进步。
我们在那个时候认为，当我们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会已经承认了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、女权得到更多的尊重，甚至宪政改革也走到了一定的地步。
不过现在呢？
呵！这还真是个糟糕的时代呢！
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、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、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和切萨雷·贝卡里亚的《论犯罪与刑罚》。
选择《国史大纲》的原因还是在于“读史使人明志”，同时我想从非共产党的角度去看看中国史的表述方式。而《我与地坛》则是闻名许久却一直没有机会去阅读。而最近在重读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时，读到最后那句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时，有人说到这句与史铁生《合欢树》（收录于《我与地坛》）的最后那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，会想到童年的事，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，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，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。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，是怎么种的。
——史铁生，《合欢树》
至于《社会契约论》和《论犯罪与刑罚》则是某日和人讨论“死刑废除”问题时想到的，毕竟目前主流的“废死”思想都是出自这两本书。
依稀记得我在大学时代是坚定的“废死”支持者，但现在嘛……我现在更多地支持谨慎和尽量少地使用死刑。
果然，人的想法会随着时间和阅历而改变。
而再做“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”后，我的立场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在政治和文化上，我依旧是自由主义者，特别是在文化上变得越发“激进”了；但在经济上，我却变得越发保守起来。
其实，我很少就时政发表我的看法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看法对于这个社会可以说是毫无意义。
只是，忽然听到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说点什么。
而对此的评论其实在《道德经》中已经有了，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”
是的，我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
结束的时候应该来一段音乐，我觉得花儿乐队的《消灭》或许很适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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